新中国多少年大运？
1959年2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军队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成都会议”）。周恩来在《当前国力状况与未来经济建设》的报告中，首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问题；随后又多次谈到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提早实现四个现代化、甚至说“赶英超美”都不过分。 这次会议的记录表明，当时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由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中国的工业化可能难以按原计划进行下去，因此开始考虑以较为短期的“力田尽役”换取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所谓的“以工代赈”。
但“成都会议”并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会后不久，工业方面又爆发了一连串事件：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机器失灵到武汉钢铁公司高炉冒烟，再从郑州粮食交易所囤积居奇到徐州棉纱价格猛涨，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几乎任何一项工作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
1979年和1980年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为了加快建设的步伐，国家决定发放贷款并动员各地搞建设，这相当于现代的“基建投资”。这个决策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197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390亿元，1980年则迅速增长到7450亿元！ 但是，由于过去底子太薄，这种成倍的增长依然赶不上当年的计划，更谈不上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了。
到1980年底，我国钢铁产量只有1.69亿吨，不到英美总和的一半，煤炭产量也只有英美的2/3。如果对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就更显逊色：那时我国的钢铁产量就已经达到了英美的两倍左右，煤炭产量更是超过英美一倍多。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把被帝国主义封锁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工业体系；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用约三十年的时间，重新奠定了工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现在的年轻人是没有经历过真正困难的时代的，他们很难理解老一辈人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同时，老一辈人也很难理解如今生活在和平富裕年代的年轻人究竟在苛求什么。